主要目标人群是东德时期培养的熟练技工东德体育系统的教练，体育科学家，电影人。

转移方式更直接：在报纸刊登“海外高薪工作招聘”。

90-92年，约2.8万东德专业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前往九黎。

他们带走的不仅是技能，更是对“统一德国”的复杂情感。

这种情感可能转化为对九黎的忠诚，或至少是对德国的疏离。

……

九黎在西贡建立“德国历史文化研究所”，下设“东德研究中心”。中心的任务：

系统整理转移来的东德档案，文物，口述历史。

举办展览，出版丛书，拍摄纪录片。

邀请国际学者访问，建立“东德研究”的学术权威性。

与统一后失意的东德知识分子合作，帮他们出版在德国找不到出版社的著作。

到92年，在“东德研究”领域，西贡的档案馆藏和学术产出，已超过柏林。

德国学者要研究东德，有时不得不来西贡查阅资料。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无奈地说：

“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最完整的记录在别人那里。”

“这就像你的日记被邻居保管，你要看自己的过去，得先去敲邻居的门。”

……

93年，九黎提出战略分析报告：《德国统一后的欧洲格局演化与我们的机会》

核心判断：

“德国统一将改变欧洲力量平衡。”

“一个更强大的德国可能：在欧洲内部寻求更大主导权，与法国产生矛盾与俄罗斯发展特殊关系。”

“在安全政策上逐渐与美国拉开距离。”

“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助推这些趋势，让欧洲内部，欧美之间产生更多裂痕，从而为崛起创造更宽松的国际环境。”

具体策略：

1.深化德法矛盾

资助法国学者研究“德国经济霸权对欧洲的威胁”。

通过环保组织抗议德法边境的工业项目，挑动地方对立。

在媒体上渲染“德国试图主导欧洲”的叙事。

2.鼓励德国“向东看”。

通过经济合作拉拢德国企业进入东欧，俄罗斯市场。

资助研究机构探讨“德俄特殊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在德国精英中培育“欧洲应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的观念。

3.弱化北约凝聚力。

资助欧洲和平运动，强调“北约是冷战遗物”。

通过环保，动保议题，抗议美军基地的环境影响。

在青年中培育“反军事化，反北约”的文化。

4. 培育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

资助智库研究“后美国时代的欧洲安全架构”。

通过媒体宣扬“欧洲应成为世界独立一极”。

秘密接触欧洲政坛的“欧洲主义者”（主张欧洲独立于美国）。

“我们不要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跟随美国的欧洲。”

报告结论写道，“我们要一个内部有矛盾，与美国有分歧，在美俄之间摇摆，在自信与焦虑中挣扎的欧洲。”

“这样的欧洲，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甚至可能在某些议题上成为我们的临时盟友。”

“而我们埋下的种子，环保，动保，文化保护，历史记忆，身份政治将在需要时，成为扩大这些裂痕的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