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港口附近的卡曾加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水泥楼，有自来水，有马桶，有不会在雨季漏雨的屋顶。

搬家那天，妻子把唯一的圣像挂在客厅墙上，然后在崭新的燃气灶上煮了第一锅木薯。

“这才是家。”她说。

若昂没有接话。

他望着窗外。

楼下，孩子们在水泥空地上踢足球。

远处，港口桥吊正在夜以继日地吞吐集装箱。

他想起父亲。

父亲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哥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未来。”

若昂拧开水龙头，冷水哗哗冲进洗脸池。

有未来。

他想。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非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报告》。

数据揭示了一个被西方主流学界长期忽略的事实：

非洲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7%，但城市贫困率开始下降。

从1985年的38%降至1995年的25%。

总和生育率。

19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名妇女生育6.3个孩子。

1980年，降低到3.4个。

1990年，降低到1.2个。

报告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与几个因素高度相关：

第一，女孩入学率上升。

九黎进入后，非洲小学女童净入学率从12%升至84%。

每多上一年学，平均生育意愿下降0.3个孩子。

第二，城市化。

城市养育成本远高于农村。

罗安达贫民窟的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但搬到正规住区，哪怕仍是月租三十美元的陋室，这个数字降至3.1。

第三，非农就业机会。

报告特别提及九黎在非洲的基建，加工，物流项目：“当妇女发现自己能通过种法国豆，操作缝纫机，在加油站收银赚取现金收入时，多生孩子的边际收益会逐步下降。”

“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家庭岗位给孩子。”

“多生的孩子不再是生产力，而是经济负担。”

……

索马里，基斯马尤。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锁进铁皮柜。

这把他用了十七年的自动步枪，打过埃塞俄比亚军队，打过肯尼亚边防警察，打过索马里过渡政府，打过“青年党”内部的叛徒。

最后一次击发是朝天上鸣枪，为一个战死的下属送葬。

下属二十岁，跟他打了三年，每个月领八十美元军饷。

下属的母亲住在基斯马尤郊外的难民营，丈夫死于内战，大儿子死于边境冲突，这个二儿子是家里最后的收入来源。

葬礼后，谢赫自费买了二十袋大米，送到难民营。

他不知道怎么对那位母亲说“你儿子是为圣战牺牲”。

因为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清楚，“圣战”到底要达成什么。

3月，一个穿便装的中年索马里人来营地找他。

不是青年党的人，不是政府的人，也不是埃塞俄比亚人。

这个人带着一台平板电脑，打开地图，指着基斯马尤以北八十公里的一片荒原。

“这里要建一个腰果种植园。”他说，“五千公顷，三年后投产，需要一千二百名固定工。”

谢赫沉默。

“我们正在招募安保承包商，不是打仗，是看守灌溉设施，防止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