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在巷子里拐了两个弯，然后从另一条路绕到了煤矿大门的侧边。

那里有一扇小门，半开着，门框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牌子，写着“职工通道”。没有人守着。

他侧身走了进去。没有经过传达室。

厂区比他想象的安静。几排灰色的厂房排成整齐的行列，机器在里面运转，但声音被墙壁挡住了，传到外面只剩下闷闷的低鸣，像是有人在地底下敲鼓。

地上铺着煤渣，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每一脚都留下一串深色的脚印。空气里除了煤灰味，还有一股机油的味道，和从食堂方向飘来的葱花味混在一起。

保卫科在厂区最里面的那排平房里。灰砖墙，铁皮屋顶，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的字已经褪了色，勉强能认出“保卫科”三个字。

边上还有一块更小的牌子，写着“来访请登记”——“请”字的言字旁被雨水冲掉了一半，只剩一个“青”。

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人。

四十多岁，方脸，皮肤粗糙，颧骨上有两团洗不掉的红，像被风吹了十几年。

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制服，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灰背心。

他坐在一张旧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右手拿着一支笔，正在写什么。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来。

孙建国站在门口，没有进门。

“老陈？”

陈国忠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从孙建国沾着泥点的裤腿移到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上，又移到他脸上，在他眼睛上停了两秒。

那不是在认人，是在辨人——辨认这个人是来干什么的，身上带没带麻烦。

看完了，他把手里的笔放下，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语气不咸不淡的。“你是刘处介绍的那个？”

“嗯。”

“进来坐。”

孙建国走进去，在桌边那把木头椅子上坐下。椅面的木头已经松了，坐上去吱呀响了一声，像踩到了一只耗子。

他没有急于开口，先用眼睛扫了一遍这间屋子。墙上挂着一排安全帽，帽檐上的字迹模糊不清，但能认出一顶上面写着“金竹山煤矿”。

窗台上放着一盆仙人掌，盆里的土干得发白，裂了好几道口子，但仙人掌还活着——在这种地方，养得活仙人掌的人，不是心细，就是命硬。

角落里立着几根防爆棍，用铁链子锁在一起，铁链上蒙着一层灰。另一边的墙角堆着一摞旧报纸，边角卷曲，最上面那张的日期是好几个月前的。

外面的机器声透过墙壁传进来，变成了低沉的嗡鸣，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底下一直没停过，永远也不会停。

“刘处跟我说了。”陈国忠开口了，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在矿上待久了的人才有的沙哑，像是嗓子里永远有一层煤灰没清干净，“那个案子的事。你想问什么？”

“去年金竹山那边出过一桩事。一个女大学生死了，一个男大学生被判了无期。邓老虎的儿子邓兵当时也在场。”

孙建国说得很简短，像是在念一份简报，把时间、地点、人物、结果都压缩在一句话里。然后他看着陈国忠，等对方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