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精瘦老头，穿着一件半新的绸袍，笑容可掬，态度恭谨，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大户人家管事特有的体面和从容。

“林大人，”管家笑眯眯地说，“我家老爷说了，大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请大人笑纳。”

那车礼物被抬进了知府衙门的后院。他看了一眼——上等丝绸二十匹，官窑瓷器十件，金银酒器一套，还有一封银票，上面写着“一千两”。

他没有收，让人原样抬了回去。

第二天，他的师爷告诉他，苏州府衙的账目被人翻过了。

第五天，他的书吏告诉他，下面几个县的县令联名上书，说他“为政苛急，不体民情”。

第七天，他在街上被人扔了臭鸡蛋。

他从轿子里出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腥臭的蛋液，站在街边，看着那些围观的人群，那些人有的低头不敢看他，有的幸灾乐祸地笑，有的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开。

他站在那里，冷风吹过他湿漉漉的官服，他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孤立无援”。

第十天，他收到了朝中某位大人物的信。

信是吏部某位侍郎写的，写得很客气——“苏州乃赋税重地，林大人初掌大郡，宜以安抚为先。赋税之事，不可操之过急。苏州士绅，皆朝廷肱骨之臣的家族，宜善待之。望林大人三思。”

信没有署名，但信封上的字迹他认识。

从那以后，林遂就不敢动了。

他知道，那些士绅不是在吓唬他，是真的能做到。

他们在朝中有人，在地方有势，在民间有声望。

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在那些世家大族面前，什么都不是。

他以为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不惹事，不生事，就能安安稳稳地熬过这一任，然后找个机会调走。

他对得起朝廷给他的俸禄，对得起百姓喊他一声“青天大老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以为这样就能全身而退。

但皇帝的大朝会，把他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

林遂睁开眼睛，目光落在书案上那份邸报上。

邸报的纸张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边角微微翘起，像是一朵被揉皱的花。

他伸出手，将褶皱抚平，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又看了一遍。

“催缴拖欠赋税，限期三个月。逾一日，当地县令杖十。逾三日，杖三十。逾七日，杖五十。逾十日——去职，永不录用。”

他的呼吸停了一瞬，三个月，从正月初十到四月十一，一百天不到的时间。

苏州拖欠的赋税，有多少？

他不知道，也不敢查。

不是查不到，是不敢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