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嘱咐。

甚至算不上关心。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才能听得懂的密语。

在那个大别山南麓的夜晚，他就是这样，一声不吭地接过她的枪，用缴获来的日军枪油，把每一个零件都擦拭得光可鉴人。

这四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只有另一层意思：

我还活着。

你也要活着。

苏晚慢慢地，把那张小纸条，极其仔细地对折，再对折。然后，她把它放进了自己左胸的口袋里。

口袋里，越来越满了。

那枚从台儿庄捡回来的九九式变形弹头，那截刻着“再见，猎手”的弹壳，那张苏蕙兰站在银杏树下的泛黄照片，那页被剜去了寄养地的名册残页，那封写给“清一”的未尽之信，那张印着2024年蓝色编码的电报纸，那块刻着“K-17”的金属标片，那块被磨平了所有棱角的“武运长久”碎镜片，那根被汗水浸软的松枝，那截缠绕了他两年多的线头。

现在，又多了一张写着四个字的纸条。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其实不到二两重。

但苏晚觉得，它们好像已经和她的肋骨，严丝合缝地长在了一起。

天快亮的时候，苏晚站了起来。

她把那把冰凉的毛瑟步枪横放在膝上，熟练地拆开了枪栓，取出了那根已经有些磨损的击针簧。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已经洗得发灰的绒布，把每一个拆下来的金属零件，都擦拭了一遍。

擦得很慢，很仔细。

和谢长峥那晚替她擦枪的时候，那种小心翼翼的、仿佛在对待什么稀世珍宝的仔细，一模一样。

枪，擦干净了。

苏晚把步枪重新组装好，右手拉动枪栓，听着那一声熟悉的、代表着一切正常的金属咬合的清脆声响。

然后，她背起枪，走出了破庙的廊檐。

身后，天边那道压抑了一整夜的铅灰色细线，开始泛起一丝极淡的、带着温度的红色。

新的一天。

他还在。

她也在。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