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并不喜欢去面对那些事，以往她像个蜗牛一样，将自己缩在壳里，谁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只字片语。

可是现在，她站在证人席上，哪怕脸色已经发白，嘴唇失血，她仍然脊梁笔挺着，口齿清晰的陈述这些痛苦的过往。

福尔摩斯的探案集中有一句话，当法律无法给受害者带来正义时，私人报复从这一刻开始就是高尚的。只是这势必仍然不被法律允许。

她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的，证明沈建良是个该死的人。

“我在山区生下的小孩，都是沈建良畜生行径的证据。”

最后一个字落下，她看向方勤。

“我的未婚夫方勤先生，在我失踪之后找寻多年，我回家的第一天，他就回到我身边寸步不离的贴身照顾。”

“前不久，我在他悉心照顾下渐渐恢复，终于讲述出我被沈建良购买后经历种种折磨摧残的事实，于是他冲动之下，找到了沈建良。”

“做完这件事，他想要去自首，可是我随时崩溃的精神状态无法离开他。在我和家人的极力阻拦之下，他终究决定暂时留在我身边。”

“我知道，方勤私下泄愤的行为法律不容，可这就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性。”

说这么多，她无非是向法官说明两点。

是愤怒之下的冲动犯罪，而非有计划的预谋犯罪，而且方勤是有自首情节的。

公诉人问：“苏晴女士，本案的报案人与你是父女关系，可否理解为，你的家人并不支持他以暴易暴的非法行为？”

“是的，”苏晴坦然说，“我父亲在明知我被侵犯折磨的前提之下，因畏惧流言蜚语劝我咬牙忍耐，不支持我事隔三年再次上诉。所以我的未婚夫，只能为我拿起屠刀。然后我父亲就此事报了案，在这时候充当了遵纪守法的正义角色。”

她顿了顿，又说：“当年的失察错判，使沈建良逃脱律法的制裁，才有现在的惨状，是否应追溯当时办案人员的责任？”

声音不大，却条理清晰，字字铿锵有力。

到这儿，她表达完毕，离开了证人席，坐到我身边。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比刚才更僵冷了。

被告辩护人紧接着说：“沈建良在二十余年里，对苏晴实施的长期残暴行为，沈建良的女儿可以作证。请法官允许证人沈笛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