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一条命，从村里跑到港岛，从港岛爬上货轮，从一个黑暗的货舱到了另一个黑暗的货舱。

“货舱里又黑又臭，几十号人挤在一起，像沙丁鱼罐头。”

“有人晕船吐得昏天黑地，有人发高烧烧得说胡话。”

“一路上躲躲藏藏，不敢出声，不敢露头，连上厕所都得憋着。”

“憋不住就尿在裤子里，闷着，馊着，捂着。”

陈时安问：“那你们吃什么？”

陈父道：“上船之前，你奶奶炒了一袋炒米。吃完了，最后几天饿着肚子。”

“你爸把最后一把米省给妈吃。”

母亲在旁边接了一句，声音不大，像是在说一件很小的事。

陈父皱了皱眉，没有反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母亲没有看他，低着头，手指在茶杯壁上慢慢摩挲着。

“你爸说，两个人出来的，就得两个人活着到。少一个都不算到。”

陈父转过头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

“货轮在海上漂了不知多少天，终于到了纽约港。”

“货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海风灌进来，咸的，腥的，那是自由的味道。”

“我们趁着装卸工卸货的混乱，从货舱里爬出来，跳下海，游上岸，混进码头的人群里。”

“身上没钱，没身份，没地方住，什么都没。但我们到了。”

陈时安看着父亲的手。

那双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的青筋一条一条地鼓着。

他想象不出这双手当年是怎么扒着货轮的栏杆跳下去的，也想象不出母亲当年是怎么在货舱里憋着尿、忍着臭、咬着牙撑到纽约的。

“到了纽约，身上没钱，没身份，没地方住。下了船第一件事是找老乡。”

“唐人街有同乡会，进去报个名字，说从哪来的，那边就有人接应你。”

“不是接应你享福，是接应你干活。”

“洗碗、搬货，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