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逐项检查其中的时间节点。

“患者从落地到医院的地面转运，需要设置备用路线。”

“安保封控不能阻断救护车和抢救人员。”

“医学团队必须拥有独立的床旁决策权。”

“媒体应对不能挤占急诊通道。”

负责起草的工作人员认真记录。

“这些内容都来自维克托事件吗？”

“来自很多急诊事件。”

陆晨没有透露任何系统信息。

“这次只是让我更清楚，哪些细节不能依赖临场反应。”

他又检查了转运章节。

“这里写专机具备完整心肺支持。”

“但没有写地面转运阶段的应急预案。”

“需要补充同步电复律、气道管理和机械循环支持的衔接。”

工作人员立即在原文上做出标记。

宋正远通过视频参加讨论。

“如果全部补齐，方案会不会太复杂？”

“高危患者本来就不能只准备一个流程。”

陆晨回答。

“复杂不是问题。”

“没有备选路径，才是问题。”

经过两天审核，预案完成修订。

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是将医疗判断权和外事协调权明确分开。

医疗团队判断能否转运。

外事部门负责沟通安排。

安保部门负责通道安全。

任何一方都不能代替另一方作出专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