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额？”

“第一回三十铜子，第二回五十铜子。”

“第三回，教区执事说查得仔细，要八十铜子。”

书记员低头记录。

“第四回呢？”

妇人抱着孩子的手紧了紧。

“第四回……已经没有铜子了。”

记录官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三息，然后他低头写下：

证人陈述：混血户清查费一年四次，金额逐次上涨。第四次缴纳时，家中已无余钱。执事未收取铜币，转而登记为欠缴。

“后来呢？”

妇人没有看他。

“后来补核的时候，他们拿走了家里最后一袋豆子。”

孩子在她肩上动了动。

记录官写完最后一字，将笔轻轻放下又重新拿起。

“名字。”

妇人迟疑了一下，记录官抬头看她：

“证词会进法务院原件封存。若后续公开，会按规则遮去未成年子女信息。”

妇人这才低声说出自己的名字。

……

这样的桌子不止一张，这样的墙也不止一面。

一张张证词纸从早晨写到黄昏，又从黄昏写到灯火点起。

有人带来收据，有人带来查没凭据，有人什么都没有。

财政署书记员一开始还会抬头追问很多细节。

后来他们问得越来越慢，因为每一个问题后面都可能牵出一个冬天。

老人说，儿子因为缴不上边境守护赎罪金，被教区民兵带走修路。

磨坊主说，教区以军粮捐名义拿走了磨坊三个月出粉，后来村里买面要按市价。

寡妇说，丈夫留下的铁锄被登记为异端物资，因为锄头来自瓦尔多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