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

陈建军盯着他的眼睛，“被警察当场击毙。你如果想跟他一样的下场，可以继续扛。”

又是一阵沉默。

张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我说。”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这起惊天大劫案的幕后准备，竟然长达一年半。

张俊的爱人叫李秀梅，在武汉市某化工厂上班。

1994年夏天，李秀梅有天回家吃饭，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我们厂发工资了，财务科堆了好多钱，一万一捆，得有三十多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张俊放下筷子：“你们每个月几号发工资？”

“十号前后吧，不固定，反正那几天。”

过了几天，张俊特意去了趟有机化工厂，说是接媳妇下班，实际上在财务科门口转悠了一圈。

透过窗户，他确实看到了成捆的现金。

三十多万，对一个月工资几百块的工人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

当天晚上，张俊就找到了马汉庆和周望弟。

“有机化工厂，每个月十号前后发工资，一次三十多万。”张俊压低声音，“那地方偏僻，好下手。”

马汉庆眼睛一亮，他从部队复员之后就没正经上过班，手头紧得很。

周望弟也一样，正愁没来钱的道儿。

“干。”

马汉庆一锤定音。

从1994年底到1996年1月10日案发当天，三个人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做同一件事：十号前后，到某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踩点儿。

他们像三只耐心的蜘蛛，慢慢织着网。

运钞车几点到、几点走、走哪条路线——记下来。

押运员穿的什么衣服、带没带枪、几个人——记下来。

提款的是哪几个人、长的什么模样、每次提多少——记下来。

办事处周围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最近的派出所在哪儿——全都记下来。

三个人每个月至少碰两三次头，把各自观察到的情况凑在一起，反复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