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的变化更微妙。

12月10日，华沙条约组织特别会议。

苏联新任华约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大将，宣读了莫斯科的新指示：

从即日起，华约组织职能进行重大调整：

第一，削减25%的常规兵力，节约经费用于成员国经济发展。

第二，成立联合反恐与危机应对司令部，重点应对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自然灾害。

第三，允许成员国在不威胁整体安全的前提下，自主决定不超过30%的国防采购。

可以购买西方或九黎的装备。

会场先是死寂，然后爆发出低语。

波兰国防部长直接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购买美国的黑鹰直升机？或者九黎的山猫装甲车？”

“理论上可以，”库利科夫说，“但需要经过联合司令部技术评估，确保与华约系统兼容。”

“而且，莫斯科建议，如果购买九黎装备，最好集体谈判，争取更优价格。”

匈牙利代表眼睛亮了：“集体采购？像九黎共同体那样？”

“正是。”库利科夫点头，“莫斯科正在研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采购基金，集中需求，统一谈判，降低单价。”

这实际上是苏联版的“诊断工作组”思路。

通过集中采购，加强经济绑定，同时让盟国获得实惠。

会后的走廊里，东欧代表们私下交流：

“莫斯科真的变了……”

“他们终于明白：胡萝卜比大棒管用。”

“但问题是：他们的胡萝卜，有九黎的那么大那么甜吗？”

1988年1月，第一批改革效应开始显现。

在阿富汗：苏联撤军按计划进行，每月撤离1.2万人。

九黎派出的观察团进驻喀布尔，开始监督民族和解谈判。

出乎意料的是，九黎观察员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按协议监督。

苏联外交官私下报告：“九黎似乎在认真履行中立角色。”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愿意在某些领域遵守国际规则，换取更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