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一个三十出头，戴着细框眼镜的男性与德国，比利时，荷兰代表进行了三场“场外咖啡”。

他叫让·皮埃尔·莫里斯，93年阿姆斯特丹训练营第二期学员。

95年以“独立生态主义者”身份当选里尔市议员。

他的名片上没有头衔，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会议结束后，一份题为《欧洲绿党协同竞选策略纲要》的非正式文件在六个国家的绿党地方支部中传阅。

文件核心主张：

第一，从抗议型政党向治理预备型政党转型。

“我们不能只做监督者，要做替代方案提供者，每一句反对必须附带一份如果由我们决定的完整预案。”

第二，聚焦气候议题，随后延伸至经济主权。

“将环保成本转化为本土就业机会，退煤不是失业，是绿色就业的起点，反对高速公路不是反发展，是投资铁路网的前提。”

第三，议会外与议会内双轨并行。

“街头热度维持绿党的激进标识，议会席位提供绿党的制度通道。”

“两者不可偏废，两者必须保持微妙距离，近到可以传递信息，远到不至于互相污染。”

这份文件没有署名。

98年，德国绿党进入联邦执政联盟。

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正式将“气候变化”纳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议程。

九黎战略评估室99年度报告·欧洲卷写道：

“我们没有制造欧洲环保政治，欧洲环保政治是自己长出来的。”

“我们只是在这棵树的幼苗期，调整了它朝向阳光的角度。”

“让它认为拖慢工业与拯救地球是同一件事。”

“让它的根系相信，那些给它浇水的东方手，没有指纹。”

“而二十年后，这棵树的阴影，将覆盖布鲁塞尔每一扇决策者办公室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