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怕，有我在呢。”

借调令在第二天早上立马生效，十五名平民被转移到梅机关名下的一处临时羁押点。

周纪言以审讯未结为由将他们暂时扣留，同时让档案室的人陆陆续续伪造了他们的死亡记录，死因是审讯中途暴毙和感染流感身亡。

藤原澈明白不能每一次都靠哥哥临场救人，他开始每天下班后多留了两个小时，去翻阅课里的档案。

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熟悉业务。

防红课副主任需要了解过去几年的案例，掌握红方活动的规律，无可非议。

没有人会质疑一个年轻少佐的勤奋，尤其是当这个少佐姓藤原的时候。

课长还表扬了他，说藤原君虽然年轻，但做事的认真劲儿，比某些混日子的老家伙强多了。

副主任的身份让藤原澈有权限查阅大部分档案，但那些标注为“极密”或“军机”的最机密文件，仍然需要课长本人签字。

不过藤原澈发现，移送相关的档案并没有被标注为机密。

它们被堆在角落的两个铁架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显然很久没有人翻阅过。

藤原澈花了一周整理出了完整的移送记录，昭和十五年（1940）年底至今，从特高课手中移交给防疫给水部的“实验材料”共计三百八十七人。

档案里没有用“人”这个字，用的是“件”。

三百八十七件，每一件都有编号、性别、大致年龄和体格数据，以及移送日期。

偶尔在备注栏里会出现一些简短的描述，比如“左臂有旧伤”、“门齿缺失两颗”、“妊娠约四月”。

把三年的移送数据按月份排列，防疫给水部每个月都从特高课接收的实验材料，数量从未低于十人。

战事最紧张的几个月会略高一些，最高达到二十人，如果当月的实际抓捕人数不足，移送的缺口就会由其他来源填补。

档案里没有写明来源，但藤原澈认得那些编号前缀。

“WG”是汪伪政府监狱转来的，“KB”是宪兵队拘留所直接移送，“76”则代表极司菲尔路76号。

也许，藤原澈每次放走一个红方，就有一个平民会被抓去凑数。

藤原澈闭上眼睛，咬紧牙关。

光救人没有用，一定要把它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