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出西门的时候，卫兵打了个哈欠。

四点五十八分。

太阳还没出来。

天边泛着鱼肚白。

七支试管，安安静静地躺在保温箱里，随着货车颠出了德特里克堡。

二十二年后，有人把这段行动写进了内部教材，标题叫《如何取回自己的东西》。

当然，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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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出来了，怎么用，才是真正的活。

林建的意见很明确：不撒到野外，不撒到水源，不碰学校、医院、居民区。

“病毒不长眼。”他说，“我们是去讨债，不是去放火烧荒。”

陈远志补充了一句：“对。万一传回咱们这边，那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选点，选了三个。

三个地点都是人多、流通快、通风系统集中、便于“定点释放”的地方。

华盛顿的地铁。中心枢纽站的通风管道。

纽约的时代广场。路边的排风井。

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航站楼的中央空调回风口。

选这三个点的逻辑，孙铁嘴在行动总结里写了一句：“来的人从哪儿来的都有，走的时候往哪儿去的都有。”

翻译过来就是：星条国自己的疾控中心想溯源，得先把整个北美的人口流动图画一遍。等他们画完，黄花菜都凉了。

释放的方式，说穿了就一个字：抹。

把毒抹在滤网上，抹在风口的百叶上，抹在回风管的铁皮上。量不大，但位置准。

三天。

三个城市。

六个执行者，一人管一站，互相不打照面。

华盛顿那个动手前还给家里发了封明信片。邮戳是西海岸的。

明信片正面印着自由女神像，背面写了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