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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一个清晨。

伦敦。

《泰晤士报》的总编辑迈上台阶，看见报社门口台阶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弯腰捡起来。

没开封，没署名。

他捏了捏，鼓鼓囊囊。

巴黎。

《费加罗报》的值班编辑在收发室的窗口上发现了一个同样的袋子。

纽约。

《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在办公室门口的地毯上，看见了一个牛皮纸袋，端端正正地放在门垫中央，跟有人专门量过位置似的。

波恩。东京。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早上，六个城市，六家最大的报纸和通讯社，各收到了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里装的，是同一个故事。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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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报纸出来了。

头版。

全是头版。

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标题，黑体字，占了半个版——

《谁是真正的瘟疫之源？》

文章写得不长，但每一段都跟锥子似的。

“去年，当疫情在东南亚蔓延时，我们的一些同行迫不及待地把手指向了龙国。现在，证据摆在这里。德特里克堡。一个号称一九六九年就已经关闭的实验室。一个从未关闭的实验室。照片上有日期，有编号，有仪器铭牌。研究记录上有签字。经费单上有拨款部门。这不是一份指控。这是一份账单。”

“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制造了病毒——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看见这份材料？是谁在替这个实验室把门？”

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更直接。

《星条国欠全世界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