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很快到了立春，不过对于嫩江屯来说，日子还是处于冬天。

窗外的风还是刮得人脸生疼，屋檐下的冰溜子化了一层又冻上一层，反反复复地结出更粗更长的一排。

这边的春天来得晚，直到五月份才能脱下厚重的棉袄，在那之前，人人都还得裹着棉衣揣着手过日子。

姜卫国的老领导就是在这种气候里送过来的。

那天下午，一辆盖着帆布篷的卡车从镇上的土路开过来，车斗里除了几个破旧的包裹，还蜷缩着两个人。

老领导叫贺福生，妻子叫刘玉林。

两人被送到嫩江屯的时候，穿着的单薄破袄在寒风里瑟瑟地抖着，棉袄上全是补丁，领口处的扣子掉了两颗，用一根麻绳草草地系着。

贺福生近七十的年纪，腰板还直着，但脸颊瘦得颧骨高耸，眼窝深深凹陷，胡茬花白，凌乱地爬满下半张脸。刘玉林比他矮了半头，裹着一件同样破旧的棉袄，头发灰白散乱，用一根布条胡乱扎着，整个人缩在贺福生身侧，一只手死死攥着他的衣角，指节发白。

路上显然吃了不少苦。两人的嘴唇都干裂着，起了一层白皮，脸上灰扑扑的，鞋帮上全是泥点子，裤腿湿了半截。

贺福生以为来到这里首先要面对的是一场批斗大会——一路上他见过太多次了，每个下放的人，先要在村口或公社门前搭个台子，把人拉上去站着，底下的人围成一圈喊口号，有人扔菜叶子，有人扔石子。

他已经做好了自己也要遭遇这件事的打算。

没想到村里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村口有几个人路过，好奇地看了看他，目光落在他身上那件破棉袄上停了一拍，又移开了。

那些路过的人脚步没停，只是侧头打量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

没有人围上来，没有人骂他，那些目光里只是带着村里人见到生面孔时惯有的好奇，平平静静的，没有厌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像刀子一样扎人的审视。

贺福生站在村口，攥着刘玉林的手，有些茫然。

没过多久，一个村长模样的人从村里走出来——方木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棉袄，手里拎着两只搪瓷缸，缸沿冒着白气。

他走到贺福生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眼，没多说什么，只是朝村尾的方向扬了扬下巴：“跟我来吧，你们的住处已经准备好了。”

贺福生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方木已经转身往里走了。他只好扶着刘玉林跟上去，步子有些踉跄。方木走得不快，时不时放慢脚步等他们跟上，手里那两只搪瓷缸的白气在冷风里一缕一缕地散着。

方木把他们带到了牛棚，在村尾最偏的地方，离最近的人家隔着半块田，灰扑扑的土坯墙，顶上的茅草旧得发黑，檐角塌了一块。

推开门的时候，贺福生心里已经做好了看到一堆稻草和冻得硬邦邦的地面的准备。

可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