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放在今天还有道理吗？

不一定有道理了，但这是九十年代，人们要想明白这一切，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现代的人仍然受到过去的观念影响。

余切恍然大悟，甚至明白家中的教育氛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

他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张俪在孩子六岁前，不得安排任何功课性质的补习，张俪问，「那他怎么发展他的兴趣？」

「咱们随著孩子的兴趣来嘛，他要学钢琴吗？」

「没呢。」

「学书法？」

「更不可能了！」张俪说到这，忍不住笑了。「这怎么可能？我跟你说，他就爱看动画片。」

「那就看动画片得了，才两岁，学这些干什么？」

「那不行，就是因为小，才事半功倍，要培养他的兴趣。」张俪嘟囔道，死活不同意。首都这时已经有很多兴趣补课班，在沃森带来的「智商论」风靡全国后，首都人民似乎最爱看到天才少年的诞生，而且越是权贵家庭越是如此。

中国第一个少年补习班出现在1978年，名为「京城四中及北医子弟高考补习班」，兴趣班也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一样开得到处都是，到今年已经非常普遍。

比如后世很出名的「京城少年宫」，就是在这两年落成的。位置就在二环，它建筑面积达到上万平方米，足以容纳数千人同时学习——在这方面，大城市是远远走在内地其他地方前沿的。

张俪也受到感染。

余切只好降低条件，「四岁，四岁！」他说，「这是我的底线了。」

张俪只得同意，但买了一大堆教育片，在家里整天的放。余切本来想把片子藏了，但是没想到余厚启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11月，余切先前与人合著的成果《计划体制》节选，发表在《经济研究》当中，主要是他有关干德国合并的研究，结论很简单：自由市场造成了物价飞涨。

但余切不是简单的批判自由市场，他是把通货膨胀描述为一种经济现象，既不属于计划体制，也不属于自由市场，它仅仅是一种现象而已。因此它既出现在德国，也出现在八十年代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内地。

这其实打破了近年来的叙事：由于东欧地区物资供应不力，而欧美成功的度过了滞胀迎来第三轮科技革命，因而「通货膨胀」开始被描述为计划体制特有的现象。

美国人弗里德曼大力赞成这种观点。

《经济研究》是社科院的刊物，而弗里德曼他访问的最后一站就是社科院，他向人询问：「我想知道，这里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有人给他拿来了这篇研究稿，他看后又递给托宾看。

「托宾，你觉得这篇文章如何？」

「真知灼见。」

弗里德曼摇头，「我认为是强词夺理。」

接著，他随便找了个社科院的人，「我希望能和余先生见一面，他这里有一些错误，我愿意指正他。」

来人显然被弗里德曼的大胆吓住了，「那是余教授，我们不容易喊得动他。除了课程之外，他应该休假当中————」

「那你告诉他，是弗里德曼教授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