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名誉起诉官司正式开打，没有任何反转，弗里德曼干脆败诉。刘祥成以为这样弗里德曼该服软了，却不料他对媒体表示，「你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名人向来都很难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我早已经习惯了。」

一些媒体质疑弗里德曼「发疯一样的碰瓷，陷入到了中年危机」，另一些媒体站在弗里德曼这一边，之所以站在弗里德曼这边，不是因为他是弗里德曼，而是因为他反对中国人。

「做记者报新闻要讲政治，讲立场。弗里德曼的方式虽然错了，但他是一个好人，好人不该受到指责。」

好在《时代》周刊内部较为团结。

业界相信刘祥成的水平，而且他能拿到余切的独家新闻。《时代》背后的华纳集团眼红于内地市场，他们知道余切在内地很有影响力，为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得罪余切，这是很不明智的。

弗里德曼已是昨日黄花，他攫取关注度的丑态————真令人感到可笑！

他永远不是沃森那样的学术明星，沃森敢于直面美国问题，尽管不一定是对的；而弗里德曼只是躲在安全屋里面，专挑他眼中的软柿子捏。

杂志内部会议里狼狠嘲笑了弗里德曼，主编表示绝对会保护好刘祥成。

有那么一刻，刘祥成真的以为是公道和正义保护了他。

然而会议结束后，杂志社的记者理察展示了另一个原因：原来，在事情爆发后，余切给杂志社打来了电话。他明年要参加诺贝尔经济学术会议，在那时可以把科尔奈等人拉来，为《时代》周刊提供独家专访。

「我一直相信你们的专业能力，我知道你们不会为一些流言蜚语随便动摇。我希望刘祥成仍然作为我的采访者。」

余先生竟然为我说了话！

刘祥成心中大定，不禁庆幸起内地改开后实力大增，又有了余切这样的国际性人物，他在主要国家都有影响力。

如果这桩事情爆发在二三十年前，刘祥成的事业恐怕已经完蛋了！

华人啊！为何要互相防备？如果余这样的人更多，我们处境也不会像那样艰难！

弗里德曼对《时代》周刊纠缠不休感到厌烦，他在媒体上询问，「为什么你们不肯指责中国人，却合起伙来迫害一个美国老教授？」

这件事情引发了杂志母公司，华纳集团董事的亲自回应。「首先，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其次，《时代》杂志和中国内地有过一段关系，这本来是我们可以进入内地市场的本钱一我们不愿意轻易破坏它。」

「更直白一点，借用《计划体制》那本书里面的话说，我们为了股东负责，而不是为了民族负责。」

「这样说太不负责任？责怪余先生吧！他让你们知道了职业经理人的内幕！」

在历史上，《时代》周刊确实和中国有些联系。

其创始人亨利·卢斯出生自中国鲁省蓬莱，他父母作为北美长老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生下卢斯的那一年，中国正经历了「戊戌变法」。

人总是对自己成长的地方有感情的，何况亨利·卢斯早年间有足足十四年都在中国度过。楼台高耸的蓬莱阁、烟波浩渺的大海，以及旖旎奇幻的海市蜃楼，给卢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卢斯离开中国时，忍不住说「我是鲁省人」。他不仅汉语熟练，还在耶鲁大学校报上写过中文诗，因他和中国的密切联系，卢斯得以采访到当时神秘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一吴佩孚是蓬莱人，他们是半个老乡。

吴佩孚也是第一个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在纽约上东城65街125号，曾经有一幢典雅的四层红砖楼。卢斯买下这里赠给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舒庆春、林语堂，梅兰芳等许多人都在这里演讲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