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成为了「芝加哥男孩」的试验地。他们一口气砍掉国家补贴、全面私有化、放开物价、开放金融市场思————短短五年，GDP缩水五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问题：智利的失业率飙升到23%，最富的1%人群控制了全国60%的财富。

智利人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从15%跳到70%，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全国陷入「抢粮暴动」，智利政府的合法性破产。几年后，身在哥伦比亚的余切又发掘出「聂鲁达案」，给皮诺切特政府的尸体盖上了白布。

但究其根本，搞死智利政府的人并非余切，而是弗里德曼。

加里·贝克尔说：「你不单是一个经济学家，更像是一种社会符号，流行起来的文化现象————

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和另外的公众人物进行碰撞。」

「我们的影响力越强，就越触碰到更多公众人物一直到你遇见了余切。他恰巧是那种略优于你的人。」

这话迅速让弗里德曼破防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来指责我？

「你也是叛徒！」弗里德曼说，「你嫉妒我能有这样的公众影响力，事实上我能和余切辩论，只要我报出我的名字，在各国政府都是他们的座上宾！而你无人知晓。」

「你知道吗？加里·贝克尔——你是个文学学士，哲学硕士，侥幸入了经济学的门————你其实心底里崇拜那个人是吧！我知道你是一个余主义分子，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凡是写过文字的，有几个不对余切抱有同情，他们嘴上却十分虚伪一我知道了！你们还是在做那种大文豪呼风唤雨的梦！」

「我告诉你，这一切该停止了，这不是雨果那个时代了。」

加里·贝克尔感到弗里德曼前所未有的陌生。

他双手一摊：「我只有一句话，祝你好运。」

弗里德曼因此和加里·贝克尔的关系破裂，他们曾是极为要好的朋友。加里·贝克尔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但他并非自由主义神教教徒，而更接近于舒尔茨那一派，对此弗里德曼一直感到很遗憾。

而现在这些遗憾变成了刀子戳进他的心里，他把过去几十年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

沮丧吗？

弗里德曼后悔了，我怎么能说出那些话？他找加里·贝克尔和解。「我向你道歉。你知道我当时气的发疯，我无法控制我的情绪。」

「让我再想想吧。」加里·贝克尔说。

「我期待你的回答，我们本该是最亲密的战友。」

这一段时间，弗里德曼做了很多事情，他先是起诉《时代》周刊的刘祥成，但托病并不出席法庭，把新闻炒的热热闹闹，全美皆知。

刘祥成被恶心得不行，拿出录音笔里面的录音作为证据。

弗里德曼说：「那是被剪辑过的，我怎么会答应这样一篇稿子？这里面全是污蔑和编造。」

刘祥成找来了余切那边的记者一新化社的邵琦和她的稿子，两篇稿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弗里德曼又说，「中国记者的新闻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