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的北京城。

比天启年间大了整整一圈。

城墙往外扩了三里。

新修的砖石还泛着青灰色。

城里头更是变了样——前门大街铺上了平整的“洋灰”路面。

驴车马车跑起来不带颠的；

街两旁立着铁杆子。

上头挂着玻璃罩的煤气灯。

天黑了一拧阀门。

“噗”一声就亮。

比油灯亮堂十倍。

最扎眼的是西直门外那根“大烟囱”。

三十丈高。

红砖砌的。

成天“呜呜”往外冒黑烟。

底下连着的是“京师第一机械厂”。

里头三百多台改良过的蒸汽机昼夜不停。

纺纱的纺纱。

织布的织布。

打铁的打铁。

方圆三里都能听见“哐当哐当”的响动。

老北京人管这叫“铁牛喘气”。

这光景。

放在十七年前苏惟瑾刚走那会儿。

想都不敢想。

正月十六。

早朝。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

听着底下工部尚书报账。

这位皇帝今年三十二。

登基十年。

脸上早没了刚即位时的青涩。

只有常年熬夜批奏折熬出的黑眼圈。

“……去岁全国新修铁路一千二百里。

西至嘉峪关。

东至山海关。

北至大同。

南至武昌。

皆已通车。”

工部尚书杨嗣昌捧着账本。

声音洪亮。

“电报线路更达两万里。

各省府县。

朝发夕至。

便是西域哈密卫、朝鲜汉城、琉球那霸。

也能当日通信。”

底下站着的官员们。

有的面露得色。

有的眉头微皱。

“花费呢？”

崇祯问。

“这个……”

杨嗣昌顿了顿。

“铁路每里造价约三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