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残酷的对比发生在现场：

立陶宛方面偷偷拿到了九黎在波兰格但斯克港的改造方案。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计算机调度系统，与铁路，公路的无缝衔接设计。

而苏联方案：需要3000名装卸工，调度靠电话和对讲机，与铁路的连接需要穿越市中心，拆迁成本天文数字。

项目开工三个月后停滞，成为维尔纽斯湾畔的一处烂尾景观。

当地报纸标题：《苏联式现代化：用昨天的技术，建设后天的设施，解决前天的问题》。

90年8月，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莫斯科的“文化尊重”政策在这里以最荒诞的方式展现。

根据九黎“尊重地方文化”的经验，苏联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在聚居区，推广新型经济合作模式时，注意文化适应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

“在与地方长老，宗教人士协商时，应充分尊重地方传统，可适当安排在工作会谈前后进行祷告时间……”

苏联贸易部代表团访问撒马尔罕的丝绸合作社。

按照指示，他们特意安排在周五（主麻日）下午拜访，计划“先参观工厂，然后与工人们一起参加清真寺礼拜，展现尊重”。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家合作社的工人主要是女性（男性多去莫斯科打工）

当地寺不允许女性进入正殿。

更关键的是，合作社主任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苏共党员，对宗教活动极度反感。

结果：代表团坚持要“参加礼拜”，合作社主任当场翻脸：“你们是来做生意还是来传教？”

代表团中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官员试图解释“这是尊重文化”，被主任怒斥：“你们莫斯科人懂什么我们的文化？”

“这里的文化是女人织丝绸养活全家，不是男人在寺里空谈！”

谈判破裂。

更大的反效果在后续：

莫斯科的报纸报道此事时，标题是《贸易代表团尊重宗教传统遭无理拒绝》。

文章暗示乌兹别克人“宗教狂热”“不领情”。

乌兹别克斯坦的报纸反击：《莫斯科的伪善：几十年压制宗教，现在却想用祷告做交易》。

原本单纯的经济合作，被硬生生扭成了宗教意识形态争端。

90年9月，第比利斯，格鲁吉亚。

这里是苏联“经济松绑”试验最灾难性的地区。

莫斯科的计划是：利用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产业，复制九黎在阿富汗的“特产绑定”模式。

提供贷款扩建酒庄，承诺包销产量，帮助开拓东欧市场。

但他们忘记了两个问题：

第一，葡萄园的产权。

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制度下，葡萄园属于国家。

现在要扩建，需要土地。

而这些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历史上属于：被铁人强制集体化时剥夺的地主后代。

被迁走的少数民族的故居。

不同家族之间，有数百年争议的边界地块。

当莫斯科的“土地划拨文件”下发时，不是带来投资喜悦，而是引爆了数十起土地纠纷。仅在卡赫季州，一个月内就发生了47起械斗，死亡9人。

第二，市场的选择。

莫斯科承诺“帮助开拓东欧市场”。

但当时东欧正经历剧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转向西欧市场。

东德即将消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自身难保。

实际结果是：格鲁吉亚酒庄扩建了产能，但产品堆在仓库里运不出去。

莫斯科的“包销”变成“以货易货”。

用格鲁吉亚葡萄酒换古巴的糖，而这些商品在格鲁吉亚根本没有市场。

最致命的第三点：历史仇恨的经济化。

莫斯科为了安抚格鲁吉亚，在投资中特意加入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内容：拨款修复第比利斯老城，斯大林故居纪念馆等。

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要求用于修复“俄格友谊纪念碑”。

纪念1783年《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格鲁吉亚接受俄国保护）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