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九十九位天神，分善恶两大阵营；

再次：山川、河流、风雪、星辰等自然灵；

底层：氏族祖先魂、翁贡（萨满的专属守护灵）、游荡孤魂。

秩序自上而下，苍天为一切本源，所有灵物皆受长生天法则约束。

而苗疆巫法的宇宙观没有唯一至高主宰，万灵分治一方水土：

顶层为创世古祖，蝴蝶妈妈、蚩尤先祖；

中层为各地山神、树神、龙潭水神、洞神；

下层：村寨先祖亡魂、山中精怪、瘴地阴煞、蛊灵。

没有统一上天律令约束万灵，一山自有一山规矩，这片山林的山神，管不到另一座山谷的灵祇。这也是苗巫离开故土，术法威力锐减的根本缘由，当然，苗疆圣女除外，她们的修炼法门另有说法。

接着是两大巫法的戒律、善恶认知与代价。

二者都相信，妄用术法害人必有反噬，不可随意干涉他人因果，不可为了私欲无休止驱使灵体。

但二者的善恶标尺、反噬形式各不相同。

萨满戒律根植于游牧族群天道观念：不可欺天，不可背弃先祖，不可主动挑起生灵厮杀。反噬大多来自天地天道，强行扭曲自然秩序，神魂受损、牲畜遭灾、家族迎来风雪灾祸。与其他宗教相比，萨满极少主动寻仇，认为仇怨自有天地时序清算。所以很少听说萨满会害人。

苗疆巫法戒律更多来自祖灵契约。

最大忌讳，便是背弃誓约。

养蛊之人若违背和蛊虫定下的盟约，蛊立刻反噬自身；巫者若是辜负祖灵许诺，会被斩断灵路，再也无法连通阴阳。苗疆体系善恶界限更为模糊，族群受到侵害之时，不少古法允许动用术法自保反击，防御手段繁多，蛊术便是自保手段演化而来。

“听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想起你之前跟我说的东北出马仙，都说这出马仙也是萨满文化，里面也有跳大神什么的，而且二者所在地域而非常接近，不像苗疆那么远隔千里，它和蒙古萨满又是什么关系？”

我一脸好奇地问秦瀚。

“好问题，”秦瀚笑道，“这二者之间，还真的有不少说法。首先来说，出马仙这种信仰，其实历史并不久远，最多也就几百年，最初始于清代中后期闯关东的那股浪潮之中。”

“闯关东？”

“不错，”秦瀚舒展了一下身体，开口解释道，“清朝入关之后，长期把东北视作‘龙兴之地’，修筑柳条边，禁止汉人随意迁入。只有少量流放犯人、特许商人零星进入，没有大规模移民。

到了咸丰时期，清廷正式局部放开东北封禁，那时沙皇持续蚕食东北边境，导致东北土地空旷，国库拮据，朝廷需要汉人垦荒实边、缴纳田赋。自此山东、河北百姓开始大批量北上。

到了光绪年间，这股浪潮达到了顶峰，也就是大家印象里典型的闯关东时代。

那时黄河下游连年大水、旱灾、蝗灾，山东河北民不聊生；加上中东铁路通车，出行门槛大幅降低，移民浪潮达到顶峰。闯关东时期，大量山东、河北、河南百姓背井离乡迁入关外谋生，关内乡间盛行‘四大门’信仰，世人相信狐、黄、白、柳、灰五类野兽吸纳山川灵气，可以修行成灵。移民身处异乡，缺医少药，漂泊无依，急需精神寄托。

这种条件的催生之下，中原香门的动物精怪信仰，遇上东北大地残存的满洲萨满跳神形式，又吸纳民间通俗佛道的轮回因果说辞，多方揉杂，慢慢演化出后世的出马堂口体系。

整套信仰自诞生起，服务对象便是零散独立的普通人，不存在氏族共同体祭祀的框架。所谓五大家仙，也就是胡黄白柳灰这五种动物地仙，被推到核心位置，所有规矩围绕一条核心逻辑，那就是动物灵体想要积攒功德，渡过自身修行劫数，必须借用凡人肉身行走人间，处理俗世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