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在门口站了两秒。不是犹豫，是让自己把节奏调下来。

信访室这种地方，他干过基层的都知道。来的人不是在跟你讲道理，是在跟你讲命。

你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文件，看到的是一行一行数字、一桩一桩案由，但在信访室的椅子上坐下来，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被地占了、被矿伤了、被冤屈了、被拖垮了的人。

办公室里的材料是死的，信访室里的材料会哭。

他推门进去。

屋里比他想象的暗。窗户朝东，上午的光线被老槐树挡了大半，只剩下些碎光落在地上。

靠墙一张长椅，木头扶手被磨出了包浆，坐垫的布面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墙角有张折叠床，铁架子，绿帆布，上面叠着一条薄毯子。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蔫了半边，盆里的土干得发白。

屋里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长椅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张对折的纸，攥得紧紧的。

刘大姐坐在桌子后面，正跟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说话。

“老陈，你那个事我知道，转到国土所了，还没回音。你过几天再来问问，到月底还不行，我再帮你催。”

她的声音不急不缓，像是在说一件重复了无数遍的事。那男人点了点头，站起来往外走。路过程立的时候看了他一眼，目光碰了一下就移开了，低着头出了门。

刘大姐抬头，手里的笔停了一下。“程书记？您过来了？”

刘大姐五十出头，头发烫着小卷，脸上有些皱纹，眼神不精光但沉稳，是那种在基层干久了的女人——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意外，但新书记突然来访这种档次的事，还不在她的“什么都见过”范畴里。

“过来看看。”程立笑了一下，笑得不太正式，在靠门那把硬木椅子上坐下来，“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刘大姐还是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搪瓷杯，白底蓝边，杯沿磕掉了一小块瓷，露出底下黑色的铁胎。她把杯子放在桌角，重新坐下来。

“老张，轮到你了。”

长椅上那个男人走过来，把手里的纸放在桌上。“刘主任，我家那块地的事。乡里说归矿上管，矿上说跟他们没关系。我到底该找谁？”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盯着桌上的纸，声音发闷，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刘大姐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是一份手写的材料，字迹潦草，但写得密密麻麻，每条诉求前面都编了号，从一到七。一看就是花了功夫的。

“你坐。”她问了几句情况，翻了翻桌上的电话簿，拨了个电话出去。电话那头响了很久，久到程立以为没人接，最后才有个声音懒洋洋地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