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国后来想，那天他站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两分钟，但每一秒都比平时慢。

他看着刘振国说话的时候，目光落在他手边那盏台灯上，没有直视他的脸。

他周志国好歹在冷江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被人这么侮辱，并且还没办法反抗，这当中的屈辱谁能理解？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他说了一句：“那这个案子先放一放？”

“你放就行了。”刘振国说，“不用管了，我让人来处理。”

周志国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遇到一个科员跟他打招呼，他点头回应。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想起来——那份案卷留在刘振国桌上了。他没有回去拿。

后来那个案子没有再往下走，伤亡家属拿了赔偿，没有再闹。

案卷去了哪里，他没有问过。他当时觉得是正常工作交接，领导说了“我让人来处理”，他就不需要再过问了。

此刻坐在纪委的谈话室里，那些事重新浮上来了。

他忽然意识到，那不只是压了一个案子，那是刘振国从他手里拿走了一份记录。

那份案卷上有他的签字，也有刘振国的批复。

如果那份案卷还在，他就是经手人；如果那份案卷不在了，那就更没有痕迹了。

刘振国从来没让他真正接触过这些事，他只是负责把卷宗送过去，然后就不再问了。

事办完了，功劳是刘振国的。出事了，经手人是他周志国。

这是一个完美的防火墙——刘振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把周志国暴露在最外面。

“……发生过几次。”周志国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让我处理过一些涉矿的案子。每次都是他打电话叫我过去，当面交代。我按他说的办了。”

“具体有哪几件？”

周志国沉默了一会儿。他在想哪些事能说。如果说太多，可能会牵出更深层的东西，但他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只记得去年春天那件事，刘振国骂了他。

那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那件事本身有多重要，是因为刘振国骂他的时候语气很重。

不是普通的批评，是带着侮辱性质的训斥。

“……有一次他因为一个涉矿案子的处理方式，当着办公室其他人的面说了我几句。”

“说了什么？”

“他说我在公安系统干了这么多年，连这种事都处理不好。”

周志国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那次他说话不太好听。我当时没回嘴，点了点头就走了。”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自己要不要继续往下说，然后他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