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川没催他，把烟抽完了。

“大爷，您再考虑考虑。那个小伙子现在被关在派出所，他妻子在外面哭。如果他真的被定罪了，这个社会就没人敢做好事了。您当兵的时候，学的第一课是什么？”

老大爷的手抖了一下。

张川没再说什么，把联系电话留下，转身出了门。

回到分局，张川把情况向高娃通报了。高娃听完，皱起眉头。

“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那个烤红薯的大爷，但他不愿意作证。另外，被骚扰的姑娘还没找到。孙某那边有两个‘证人’，如果咱们没有更硬的证据，检察院那边很难批捕。”

“所以要双管齐下。”张川摊开笔记本，“第一，继续找那个姑娘。去夜市周边的旅馆、出租屋、工厂问，她既然在那个时间出现在惠民路，大概率在附近上班或居住。第二，查孙某的前科。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以前讹过别人，找到以前的受害者，形成证据链。第三，稳住烤红薯的大爷，等他想通。”

“我去查孙某的前科。”高娃站起来，“小宝，你跟我一起。”

“我去找那个姑娘。”张川说。

接下来的两天，张川带着小周跑遍了惠民路周边的工厂、宿舍、出租屋。拿着从派出所调取的周边监控截图，一张一张地问人。没人认识那个姑娘。有的说“没见过”，有的说“面熟但想不起来”，有的连看都不想看。

高娃那边有了进展。她在隔壁区找到了一个以前被孙某讹过的受害者。那是个年轻小伙，叫周凯，两年前在夜市劝架，被孙某讹了两千块。小周说：“我那时候刚毕业，没钱，也不敢惹事。他天天带人堵我家门口，我爸妈吓得不敢出门。最后没办法，给了两千块。你们现在来找我，我也不敢作证。”

高娃说：“孙某已经被控制了，他不敢再来骚扰你。你不用怕。”

小周犹豫了很久，最后同意了。但不是出庭作证，只是提供了一份书面证言。

下午，张川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烤红薯的大爷。

“张警官，我愿意作证。但不是为了那个小伙子，是为了我自己。”老大爷的声音很苍老，“我想了一宿，当兵的人，不能当缩头乌龟。我比我那死去的儿子多活了三十年，孙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给你们作证。”

张川握着手机，长长地呼了口气。

“谢谢您，大爷。”

案子有了突破口，但还不够。被骚扰的姑娘还没找到，这是最关键的证人。

张川站在窗前，点了根烟。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远处惠民路的方向，路灯亮着昏黄的光。他知道那个姑娘还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看到了新闻，也许听说了这件事，但不敢站出来。

孙某在派出所里态度嚣张。审讯时翘着二郎腿，说“我是受害者，你们应该抓那个打人的”。赵小宝气得想拍桌子，被张川按住了。

“不急，等证据齐了，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

王三金打电话来的时候，张川刚从夜市回来，累得不想说话。

“大川，四月二十二号，农历三月二十六，婚礼定了！”王三金的声音透着高兴。

“定了就定了，高兴啥？”张川把外套脱了扔在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