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完了。”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

“钱够花不？”

张川拉上旅行袋拉链。

“够。”

他走到门口，换鞋。母亲还站在玄关，手里攥着一条没拆封的围巾——那是年前织的，藏蓝色，原本打算春节给他。

“妈，我走了。”

“嗯。”

他没有回头。（各位兄弟们，一定要生一个小棉袄）

四月二十五日，全市确诊病例上升至三十二例，疑似病例过百。

刑侦支队办公楼成了半个作战指挥部。巴图的办公室里支起行军床，烟灰缸每小时要倒一次。走廊里跑动的是戴三层口罩的技术员，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打印机吐纸的声音像机关枪扫射。

张川和刘强、吴日娜分到同一个卡口班次。

吴日娜第一次穿防护服，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刘强在旁边憋着笑帮她弄了半天。换好之后，她低头看着自己臃肿的白色身影，沉默了三秒。

“像不像企鹅？”

刘强终于笑出声。

张川没笑。他站在卡口边上，看着远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呼出的热气糊在护目镜内侧，擦掉，又糊上。

四月二十八日，流调任务下来。

一名确诊患者曾在发病前去过昆区某大型超市，需排查密接者四百余人。刑侦支队抽调二十名民警，配合疾控中心开展轨迹核查。

名单摊在会议室长桌上，每人领一叠。张川分到三十七个名字，全是陌生电话和模糊住址——城中村、出租屋、群租房。

他打了三十七通电话，上门找到二十九人，强制隔离落实十七人。

其中一户，开门的是个七岁女孩，父母都在隔离点，她一个人在家待了三天。张川联系社区安排专人送饭，平时多照顾一下。临走时女孩趴在门缝里问他：“叔叔，我爸妈会死吗？”

他说不会。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五月二日，鹿城连续七天无新增病例。

五月四日，首批封控区域解封。

五月六日，网吧恢复营业。左来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川哥，开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