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南昌府的一个县学里，十几个年轻士子围坐在一起，面前摊着一份抄录的廷议记录。

其中一个穿着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把那份记录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抬头说了一句：“我支持皇帝。”

他旁边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同伴问他为什么。那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把记录放下，声音不高不低：“因为我读了九年的书，考了三次，一次都没中过。”

“我不是不努力，我是真的不擅长写那些文章。”

“可我擅长别的东西，我从小跟着我爹种地，什么庄稼该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我比其他人清楚多了。如果朝廷开了农科，我未必没有机会。”

“可那终究不是正途……”灰布长衫的同伴声音有些犹豫。

“正途不正途，谁说了算？”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打断了他，“那些读了圣贤书的人，有几个真正懂得种地？有几个真正懂得修渠？他们坐在衙门里，连百姓的疾苦都不懂，那算什么正途？”

灰布长衫的同伴没有再说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你说得对。”

类似的对白，在那半个月里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地上演着。

支持六部尚书的人和支持皇帝的人各自亮出了自己的立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皇帝的声音越来越占上风。

那些支持六部尚书的士子，大多数是在儒家经义上确实有天赋的人。

他们的文章写得好，四书五经背得熟，在历次科举中虽然不一定能名列前茅，但总归是在前列徘徊的。

他们对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太多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这套制度里是有希望的。

他们反对增设工科农科算科，本质上是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原本独占的通道将会被更多人涌入，他们成功的概率会相应降低。

虽然他们不会直接说出这个理由，但他们心里清楚，而他们的反对理由，被那些更广大的士子解读为“自私”。

那些支持皇帝的士子，大多数是在经义上确实没有太多天赋的人。

他们的文章写得平平，四书五经背得不如别人熟，在历次科举中总是排在中后位置，有的甚至已经考了十几年却依然没能考中。

他们不是不努力，只是在那套由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构成的评价体系里，他们始终无法出头。

他们对科举制度本身有着深刻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这套制度里是看不到希望的。

他们支持增设工科农科算科，本质上是因为那意味着原本只有一条的狭窄通道会变成多条，他们成功的概率会相应增加。

而且这个逻辑，天然地让支持皇帝的士子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因为那个逻辑的立足点，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出仕”，而不是“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前者听起来像是为天下寒门士子谋出路，后者听起来像是替自己守地盘。

进入十月，各府州县的支持皇帝的士子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他们联名写了一封赞同书，措辞恭谨而恳切。

赞同书写道：“我等寒窗苦读多年，深知经义之重。然天下之大，人才之众，岂能仅以四书五经一途取之？工科农科算科，皆为经世致用之学。”

“若能开此三科，可使天下各色有用之才皆得其所，实乃万世之幸。恳请陛下早定此策，以慰天下士子之望。”

署名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