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半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个下午。

书房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书桌左上角那盏老式台灯亮着一圈昏黄的光。

桌上摊着一张宣纸，旁边放着砚台和毛笔，砚池里的墨汁已经研好了许久，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光泽。

娄半城提起笔，在纸上缓缓写了两个字，舍得。

笔锋很稳，一撇一捺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写完放下笔，端详了片刻，把这张纸推到桌角，又铺上一张新的宣纸，提起笔，再写一遍。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笔锋擦过宣纸的沙沙声和老座钟秒针走动的咔嗒声。

窗外的光线从午后明亮的白色渐渐转为傍晚温暖的暗金色，又从暗金色沉入暮色昏沉的灰蓝，但娄半城似乎浑然不觉。

娄半城写了多少张，自己也数不清。

桌角那摞写满“舍得”的宣纸越堆越高，最上面那张的墨迹还没干透，底下压着的那些早已泛出淡褐色的墨痕。

每写一张，娄半城心里那杆秤就往“舍得”这边沉一分，舍的是身外之物，得的是娄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命。

娄半城想起多年前公私合营时，自己站在娄公馆的客厅里，对前来接管的干部说“产业交给国家，我放心”。

那时候舍了大半产业，是顺应时势，是主动的姿态，姿态里还留着几分资本家的体面。

现在又要舍了。

但这一次舍跟那一次不一样，那一次舍了产业，保住了这栋宅子、这些家具、这些古董字画，保住了娄家最后的体面。

这一次舍得更彻底，连体面都要舍掉。

娄半城把笔放在砚台上，靠在太师椅里，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角。

娄半城走到书房的博古架前，目光从那些陈列多年的古董瓷瓶、端砚、黄花梨笔筒上一一扫过。

钧窑瓶是民国初年从一位落魄的贝勒爷手里收来的，那件端砚是跟一个山西煤商博弈了三个回合才拿下的，还有那对黄花梨笔筒，是自己亲自去海南挑的木料。

每一件东西都承载着娄半城这大半辈子的记忆和心血，每一件娄半城都舍不得。

但舍不得也得舍。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娄家上上下下好几条命，加上许大茂和娄晓娥，这么多人的性命都系在自己接下来每一个决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