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四那年秋天，银杏叶黄得比往年都早。

那天下午我刚从图书馆出来，怀里抱着一摞书，正准备回宿舍把这几本“毕业论文参考书目”塞到书架最底层——毕竟距离写论文还有好几个月，先放着吃灰也不急。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秦麟发来的消息：“在哪儿？找你有点事。”

“图书馆门口，刚出来。”

“别动，我过来。”

我“哦”了一声，把书放在路边的石凳上，活动了一下被压麻的手臂。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地上，斑斑驳驳的，像一幅被撕碎了的金色拼图。

秦麟来得很快。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薄款风衣，里面是白色的圆领T恤，下身是黑色的休闲裤，脚上一双棕色的德比鞋。他的头发比平时梳得整齐，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但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怎么说呢，像是憋了一肚子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干嘛？神神秘秘的。”我看着他。

“跟我走。”他说。

“去哪？”

“到了就知道了。”

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走路的步伐比平时快，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我心想这人是吃了什么药，怎么跟赶着去投胎似的。他带着我穿过银杏道，绕过教学楼，出了学校南门，拐进了一条小街。街角有一家咖啡店，门面不大，但装修得很精致，木质门窗，暖黄灯光，门口摆着一盆快要比人高的琴叶榕。

秦麟推门进去，跟老板打了个招呼，径直走到最里面的角落位置坐下。

我跟着坐下，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上下打量他。

“你到底什么事啊？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

秦麟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桌上的菜单，翻了翻，问我：“喝什么？”

“……美式。”

他给自己点了一杯拿铁。等咖啡上桌的间隙，他一直看着窗外的街道，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了，秦麟这个人，从小就是那种天塌下来都不会慌的主。瓦岗村的时候，他当“皇上”，发号施令的时候从来不会犹豫。上高中以后，他更是沉稳得像个小大人，班里出了什么事，老师第一个找他，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摆平。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咖啡端上来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放下，又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那个动作重复了三次。

“秦麟，”我实在忍不住了，“你要说就说，不说我可走了。我还约了萧昕薇晚上吃麻辣烫呢。”

听到“萧昕薇”三个字，他的手指顿了一下。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我有件事情藏在心里很久了，”他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他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不是那种因为天气热或者运动后的红，而是一种从脖子往上蔓延的、羞赧的、不好意思的粉红色。

我看着他脸上的红晕，脑子里“嗡”的一声。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