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马不配二鞍，忠仆不事二主。

话说浙江淳安县有户姓徐的人家，兄弟三人，老大徐言，老二徐召，老三徐哲。兄弟仨本是耕读传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偏偏老三徐哲身子骨弱，三十岁上染了场时疫，药石无灵，撒手去了，丢下个年轻媳妇颜氏，带着两儿一女，大的才五岁，小的还在吃奶。

丧事办完没三天，老大徐言把老二徐召拉到后院柴房里，把门掩上，压低嗓子说：“二弟，老三没了，这家业得重新盘算。三房那边五口人，吃穿嚼用都是开销，总不能一直这么搭伙过。”

徐召搓着下巴：“大哥的意思是——分家？”

“分。”徐言从袖子里抽出一张早就写好的单子，“田产房屋归你我两房，牛马骡子也归你我。三房那边，把东头那两亩薄田给他们，再搭上那条老狗阿寄。”

徐召一愣：“阿寄？他都五十多了，能顶什么用？”

徐言冷笑一声：“就是让他顶不了用。三房孤儿寡母的，没人撑腰，过两年自然就改嫁了。到时候田还是咱们的。”

两人计议已定，第二天请了里正和族中长辈来，把分家的事说了。颜氏抱着小女儿坐在堂下，低着头，嘴唇咬得发白，一个字没吭。里正念完分家单子，满屋子鸦雀无声。

这时，门外忽然有人把门推开了。

进来的是阿寄。五十多岁的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短褐，腰间扎根麻绳，脚上草鞋磨得只剩薄薄一层底。他在徐家当了三十年长工，平日里只管喂牛赶车，从不多话。但此刻他站在门槛上，一张风吹日晒的老脸上，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大官人，二官人。”阿寄声音不高，却稳得很，“三官人在世时，待老仆不薄。今日分家，老仆没话说。只是老仆这把老骨头，不归大房二房，归三房。”

徐言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想发作又碍着里正在场，只好干笑两声：“行，你爱去哪去哪。”

当晚，颜氏坐在空荡荡的三房屋里，对着那盏半明不灭的油灯掉眼泪。两亩薄田能打几斗粮？三个孩子吃什么？她越想越绝望，眼泪把膝盖上的麻衣浸湿了一大片。

阿寄端了碗稀粥进来，放在桌上，退后两步，垂手站着。

“主母，别哭了。”他说话慢悠悠的，像是牛车碾过石子路，“老仆有个主意。”

颜氏擦擦泪：“你一个老人家，能有什么主意？”

阿寄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解开。里面是一小把碎银子，最大的不过指甲盖大小，加起来顶多一两二钱。

“这是老仆这些年攒的。”阿寄把银子推到颜氏面前，“主母信得过老仆，就把这银子交给老仆。老仆拿它去做买卖，赚了是三房的，赔了是老仆的。”

颜氏愣住了。她看着阿寄那双眼睛——眼眶深陷，眼角皱纹像刀刻的，但瞳仁里有一团火。

“您——您会做买卖？”

“不会。”阿寄笑了笑，那笑纹从嘴角一直裂到耳根，“但老仆有两只脚，一张嘴，还有良心。够了。”

第二天天不亮，阿寄扛根扁担就上路了。

他那扁担是桑木的，用了十来年，磨得油光水滑，一头挑着干粮，一头挑着两坛子自家腌的咸菜。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遂安县城，在集市上找了个角落蹲下来，把咸菜坛子往地上一搁，扯开嗓子喊：“卖咸菜嘞——淳安老法子腌的——又脆又咸——”

喊了半天，没人理他。

隔壁卖山货的老头斜眼瞧他：“老哥，头回做买卖吧？你这嗓子不行，软绵绵的。你得这么喊——”老头猛吸一口气，声如洪钟，“山核桃——又香又脆的山核桃——”

阿寄学着他的腔调又喊了一遍，这回响亮多了。到了傍晚，两坛子咸菜居然卖了个干净。阿寄盘腿坐在地上，把铜钱一枚一枚数清楚，共赚了三十七文。

就这样，阿寄今天卖咸菜，明天贩山货，后天挑一担茶叶，大后天收一筐干笋。他一天走四五十里山路，草鞋穿破了一双又一双。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啃冷饽饽。夜里宿在破庙或路边凉亭里，把扁担枕在头下，眯一觉天不亮又上路。有回在淳安和遂安之间的山路上遇到了野狗，他抡起扁担硬是把那畜生打跑了，手臂上被咬了一口，扯块破布扎紧，继续赶路。

三个月后，阿寄攒下了三两银子。

他回了一趟淳安，把银子交给颜氏。颜氏捧着那三两碎银子，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您老——瘦得脱相了。”

阿寄确实瘦了。脸颊凹下去两个坑，颧骨高高凸起，那件灰布短褐愈发宽大，风一吹呼啦啦响。但他精神头足得很，从怀里掏出一包桂花糕递给三个孩子，看孩子们吃得满嘴碎屑，笑得像个老小孩。

在家歇了一晚，第二天阿寄又扛着扁担出了门。这回他走得远——从淳安一路往徽州方向去，那里漆树多，生漆价钱便宜。他打算贩一担生漆回淳安，赚个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