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半道上，经过一个叫滩阙的镇子，天下起了大雨。阿寄躲进路边一间茶棚，要了碗最便宜的粗茶。正喝着，旁边桌上两个客商在说话。

一个说：“今年徽州的漆不好收，天旱，漆树不出浆。”

另一个说：“那你还去？不如掉头往杭州，听说杭州城里生漆价钱涨了三成。”

阿寄端着茶碗的手停住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放下茶碗，起身就往回走——杭州在东南方向，徽州在西北，这一来一回多走两百多里路。但他心里那本账算得清楚：既然徽州没货，不如直接去杭州。杭州是销货的地方，那里生漆涨价，说明货缺。

他加快脚步，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像一把老胡琴拉个不停。

赶到杭州城时，阿寄的草鞋底已经磨穿了。他赤着脚进城，在城南的漆市转了一整天。果然不出所料，杭州生漆紧缺，价钱比平时高了四成。但问题是——他从哪儿进货？

阿寄坐在漆市口的台阶上，拿袖子擦汗。这时，一个穿绸衫的牙行经纪从门里出来，边走边骂：“一群蠢货，有货卖不出去，没货的干瞪眼！”

阿寄站起来，拱了拱手：“敢问这位官人，哪里有货？”

那牙行经纪上下打量他一眼，见是个乡下老儿，爱答不理地说：“湖州府德清县，有批上等生漆屯了三个月了，找不到买主。可惜太远，一来一回运费不划算。”

阿寄眼睛一亮：“多远？”

“三百里。”

“不远。”阿寄把扁担往肩上一搁，“老仆走就是了。”

那牙行经纪愣了好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你这老汉，有意思。也罢，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去找那人。谈成了，我抽半成佣金。”

阿寄揣着信，日夜兼程赶到德清，找到那批屯漆的商人。对方正愁货卖不出去，听说杭州缺漆，喜出望外，当场议定价钱。阿寄雇了辆骡车，拉着八桶生漆回到杭州。这一趟，净赚了十二两银子。

十二两。

阿寄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他蹲在客栈房间里，把银子数了三遍，又数了三遍。数到最后，手都抖了。

从那以后，阿寄的买卖越做越大。从生漆到桐油，从桐油到苎麻，从苎麻到粮食。他的扁担早就不用了，换成了骡马队。但他不管走多远，那根桑木扁担总带在身边。有人说他：“阿寄叔，您都发家了，还留着那破扁担干啥？”

阿寄笑笑，不答。

三年后，阿寄在淳安县城买下了一间铺面，挂上了“徐记”的招牌。五年后，三房名下有了一百多亩良田、两处宅院、三间铺子。颜氏穿上了绸缎衣裳，三个孩子都进了学。那大儿子念书聪明得很，先生说是块考功名的料。

而阿寄，还是那件灰布短褐，还是那双草鞋，还是亲自押货走山路。只是背驼了些，头发白了大半，走起路来膝盖咔嚓咔嚓响。

颜氏有一回当着全家人的面说：“阿寄叔，您年纪大了，别再往外跑了。家里这些产业都是您挣下的，您养老便是。”

阿寄摇摇头：“主母，老仆还能走。等大公子中了秀才，老仆就不跑了。”

又过了两年，大公子果然中了秀才。报喜那天，阿寄正在外头贩货，听到消息连夜往回赶。七十多里山路，他一口气没歇，天不亮就进了门，手里提着一尾鲜活的大鲤鱼，非要亲自下厨给大公子炖鱼汤。

那天夜里，阿寄回屋歇了。他躺在自己那张木板床上——这么多年了，他始终不肯睡颜氏给他换的棕绷床，说太软了，睡得腰疼。月光照进来，照在那根靠在墙角的桑木扁担上，扁担已经被磨出了包浆，在月光下泛着暗沉沉的光。

第二天早上，阿寄没有起来。

颜氏推门进去，见他侧躺着，一只手臂枕在头下，嘴角微微翘着。颜氏以为他还在睡，喊了两声没应。伸手一摸，身子已经凉了。

那根桑木扁担还靠在墙角。扁担两端磨出的凹痕，恰好能卡住两个箩筐的绳子，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大公子跪在床前，哭了整整一个时辰。哭完了，站起来说：“娘，阿寄叔的牌位，该供在咱家祠堂正殿。”

颜氏点点头。她走到墙角，弯腰拿起那根扁担，抱在怀里，好半天没说话。

一根扁担挑日月，半世忠诚报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