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

西北，火车站。

站台上灰蒙蒙的。风裹着沙土，打在脸上生疼。

陆衍之站在站台上。

他穿了他最好的那套衣服，深蓝色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头发用水梳得服帖。皮鞋刷得锃亮，虽然鞋面上已经有好几道磨不掉的旧痕。

他到得太早了。火车还有二十分钟才到。

但他站不住。

从五点钟起就开始在站台上来回走。

东走十步，西走十步，再东走十步。

今年恢复了市场经济，火车站台旁卖茶叶蛋的大婶看了他好几眼："小伙子，你等谁呢？走来走去的。"

"等——"陆衍之张了张嘴，喉咙有点紧，"等我老师。"

"老师？你老师从哪来呀？"

"京城。"

"哟，那远着呢。坐下歇会儿吧，火车还没来呢。"

陆衍之笑了笑，但坐不下来。

他继续走。

三年了。

一千零九十五天。

上一次见周老师，是1976年秋天。他离开京城的那天。

那天下着雨。周老师打着一把黑伞，站在月台上。头发已经花白了。

他对陆衍之说："到了西北好好做。不要着急，不要怕。"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陆衍之的帆布包里："路上用。别省着。"

他不要扔回去，老师又塞进他口袋里，来回三次，他还是没能拗得过老师。

他上了火车打开，里面是三百块钱。

周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才八十二。

三百块，将近四个月的工资。

陆衍之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他不明白。

老师明明否定了他的实验。说他"太超前"。但又给了他三百块钱。又亲自送他到火车站。

既不相信他，又舍不得他？

后来他给周老师写了第一封信。信里没有提那三百块钱。只写了到达后的情况：农科站的条件、当地的土壤成分、他的实验计划。

在信最后是一句话——

"老师，我会证明我是对的。"

周老师回信很短："好好做。有困难找我。"

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给周老师写一封信。每一封都是实验进展。数据。分析。推论。

从来不说西北的条件，但每一封信的最后都有一句类似的话：

"数据证明了我的假设。"

"第十四个月的跳跃是真实的。"

"老师，嗜盐菌在盐度梯度下的响应，不是实验室伪象。"

三十多封信。

每一封都是一份辩护书。

"呜——"

汽笛声响了。

陆衍之猛地转头。

铁轨尽头，一个黑色的点正在变大。

火车来了。

他的手开始有些抖。

这一刻他脑子里闪过的不是实验，而是一个念头：老师的头发是不是更白了？

万一我认不出他怎么办……

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越来越响。车头带着一股热浪冲过来，蒸汽弥漫在站台上。

车停了。

车门打开。

人流涌出来，扛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挤着往外走，

陆衍之踮起脚，在人群里拼命找。

然后——

人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