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次日，九黎驻基辅的“科学文化交流处”立刻向研究所提供了10吨食品，3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批急需的实验试剂。

“这些是纯粹的人道援助，不求回报。”负责人说。

第二步：学术邀请。

一周后，研究所收到九黎科学院发来的正式邀请函：

“鉴于贵所在地球物理领域的卓越成就，特邀以下六位研究员赴西贡参加环太平洋地质动力学研讨会，全部费用由我方承担，可携带家属。”

被邀请的六人，正是名单A上标记的“顶尖且对苏联体制不满”的科学家。

第三步：留下选择。

研讨会结束后，负责人私下对六人说：

“诸位在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在西贡引起了极大兴趣。”

“我们有充足经费支持后续研究，如果你们愿意留下，当然，这完全自愿。”

六人中有四人当场同意。

另外两人有些犹豫。

“没关系，”负责人微笑，“你们可以先回国，但请收下这个。”

他递上两张卡片：九黎银行的匿名账户卡，每张已存入5万美元。

“无论你们未来如何选择，这些钱能让你们和家人度过困难时期。”

“记住账号和密码，卡片本身请销毁。”

两个月后，犹豫的两人中，有一人带着全家“度假”时经土耳其转机前往九黎。

他留下的纸条写道：“我不是背叛祖国，是祖国先背叛了科学。”

……

91年9月，北德文斯克，绝密设计局。

红旗勋章获得者，苏联核潜艇静音技术首席专家，安德烈耶维奇接到紧急通知：因“经费调整”，他领导的“海洋声学实验室”下月关闭，所有人员分流。

他知道真相：政变后上台的强硬派认为“与九黎合作项目泄密”，实验室成了替罪羊。

当晚，一位医生上门。

医生是他三十年前的学生，现在是九黎某研究机构的医疗顾问。

“老师，您的心脏，”学生看着心电图，“必须立即休养。”

“我建议您去气候温暖的地方疗养，比如马尔代夫。”

“我是涉密人员，不可能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