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6月4日，里约峰会全体会议。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走上讲台时，会议厅的嘈杂声逐渐平息。

他没有念稿，声音低沉克制，与惯常的激昂演讲判若两人。

“如果我们想要使人类摆脱这种自我破坏，”卡斯特罗说道，“就应该更好地分配地球上的可支配财富和技术。”

“要减少少数国家的奢侈浪费，使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贫困和饥饿更少一些。”

他停顿，目光扫过台下老布什座位方向，那里空着。

“不要再向第三世界输出，会摧毁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让人类的生活更理性。”

“执行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为生态债务，而不是外债，去掏钱。”

“让饥饿消失，而不是让人类消失。”

掌声从南方国家代表席爆发，如热带雨林里的倾盆暴雨。

西贡战略室。

龙怀安关掉电视，对旁坐的情报分析主任说：“这段话我们的人递进去的？”

“不是。”主任摇头，“卡斯特罗不需要别人替他写稿。”

“但我们的人帮他确认了一些数据，特别是美国碳排放占历史累计24%那个数字。”

“哈瓦那原本用的是70年代的老数据。”

“很好。”龙怀安端起茶杯，“让南方知道谁是朋友。”

“让北方国家知道南方国家不是一盘散沙。”

同日晚，里约会展中心地下车库。

克劳斯手下最得力的手下，前斯塔西外勤汉娜·沃尔夫，与一名南亚环境NGO负责人进行了二十分钟“偶遇”谈话。

这位负责人是“七十七国集团”峰会，谈判团队的非正式顾问。

“你们明天要在谈判桌上，提技术转让和生态债务，”汉娜用流利英语说道。

“欧洲人会点头同意的，但美国人应该会继续保持沉默。”

“但你们需要让美国人开口，愤怒的，防御性的，拒绝的开口，只要说话就可以，无论说什么。”

“为什么？”顾问问。

“因为沉默不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