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不对外公开你的证人身份。”裴清越说，“但底本原件需要留在省纪委档案室存档。”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文件夹推过桌面：“拿去吧。就当是我当年工作交接时候留下的。”

这句话再次声明了他不愿公开自己作证的想法。

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他见证过一些事，在体制内工作过，又离开去了企业工作。

也许其中还有别的原因，但不能排除他在理性对待自己的生活。

裴清越接过文件夹，没有当场打开。

她把文件夹放在自己面前，拿过记录本，继续问：“当年范伟让你剔除离散值的时候，有没有提过其他要求？”

李建国想了一下：“他说过一句，‘这份数据暂时不用跟下面县里同步，技术不成熟，很容易让一些急功近利的基层干部做出不合适的事，等以后有合适时机再说。’我当时没在意，是因为他的话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裴清越和周森龙再次对望了一眼，搞技术的，确实不像他们，还真是有些话直接就敢说出来。

这份坦诚，从某个角度而言，确实不适合在体制内工作。

谈话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

李建国配合得很好，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刻意美化自己当年的角色。

他说自己当年只是执行指令，保留底本是出于工作的职业习惯，并不是预先知道范伟会有后续动作。

但当裴清越问到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时，他沉默了几秒。

“我知道范伟的性格。”他说，“他在省发改委的时候就很谨慎，做什么事都不留尾巴。这样的人退休后去企业做顾问，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我只是没想到会拖十年。”

从李建国的谈话中，裴清越对范伟的性格了解又更深了一层。

这样的人，筹谋做事从不图一时。

甚至在领导眼里，他大概还是工作标兵，大公无私的好干部。

她打开那份文件夹，当着两人的面快速翻了一遍。

采样点坐标、水深、取水时间、水质参数——每一栏都填得工工整整，字迹清晰。

附录部分单独成页，那个离散值的锂含量数据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着“建议复查”。

红笔的墨迹已经褪了，但字迹还在。

裴清越根据盛安实业提交的标书中的数值与底稿进行了对比，并询问了李建国的意见。

微小的数值变化只是毫无意义的浮动，真正核心的数据仍是按照当年的数值填写的。

可以看出，有人专门对数值进行过研究。

也许能瞒过其他人，却瞒不过参与第一手资料和数据采集、收集与整理的李建国。

谈话结束后，周森龙把李建国送出省纪委大院，后续怎么安排就不是裴清越可以过问的了。

裴清越起身目送两人离开，坐在谈话室里没有立刻走。

她拿起手机，拍了离散值那一页的照片，然后拨通了陈青的电话。

响了一声就接了。

“底本拿到了。李建国带来了他当年的采样底本。”裴清越说，“里面有一个离散值数据，和盛安标书里的数据吻合。他愿意配合取证，但条件是不对外公开作证。还给自己找了个非常合适的理由，是当年离开时候工作交接留下的资料。”

陈青那边安静了两秒：“那他对范伟有意识留存资料有什么说法吗？”

“有。他说范伟当时说，不要突出异常点，担心基层急功近利，毕竟技术还不成熟，所以报告结论要稳。”裴清越说，“这句话本身不能证明范伟泄露数据，但能证明范伟在省发改委期间就已经知道靠山村的水文数据存在异常点。”

“底本里有没有采样现场的记录？”

“有。每个采样点都有经纬度、坐标和日期。”

陈青的声音带着一种按捺不住的节奏：“还有没有其他发现？”

裴清越翻到文件夹最后一页。

在附录的末尾，有一行手写的备注，字迹比正文小一号，像是后来补记的。

“有一行备注。”她说，“写的是——‘****年3月，靠山村东段，水样采集。陪同人：张长河。’”

电话那头安静了。过了好几秒，陈青的声音才重新传过来：“张长河？张晋超的父亲？”

“应该是同一个人。”裴清越说，“他的笔迹在备注栏里。李建国写下来的。”

“张长河是市委组织部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靠山村的水样采集现场？”

“这个问题，不难解释。”

对于这个问题，裴清越倒没有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