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奥斯曼松口，等希腊自己站稳，等那些债务、那些条约、那些利益被摆平。他们等不及了，可他们还在等。

玛丽把报纸放下，靠在椅背上。海风从窗户涌进来，咸咸的，腥腥的，吹在她脸上。

她想起拜伦歪着头笑的样子，想起他说“我会回来的”。他还在那里。不是骑着马冲锋，是握着笔，把那些暴行记下来，把那些哭声写下来，把那些没有人愿意听的话，寄回来，印在报纸上，让英国人读。

他们读了，也许会捐款，也许会写信给议员，也许会骂那些不肯出兵的人。也许不会。可他写了。他写了，就有了。

玛丽抽出信纸，铺在桌上。笔尖蘸了蘸墨水，落下去，沙沙地响。

“舅舅，请帮我卖出五千镑的股票。换成支票，寄给在希腊的拜伦勋爵。地址随信奉上。这笔钱，是我个人对希腊独立事业的一点心意。请尽快办理。玛丽·班纳特。”

她写完了，看了一遍，折好，放进一个信封。又抽出一张信纸，写给拜伦。

“拜伦勋爵，收到支票的时候，会不会很惊讶？原本想着将这笔钱捐给伦敦的希腊委员会，或是希腊官方机构。可想想那些人层层盘剥的可能性，以及希腊复杂的政局，就促使我决定将这笔钱直接转交给你。我全权相信，你能用好这里的每一分钱。”

她停了一下，望着窗外那片灰蓝色的海。海浪还在响，一声一声的，很有节奏。

她低下头，继续写。

“你写的那些文字，十分动人。那些暴行，那些哭声，那些被屠杀的人，被记住了。我相信，会有更多人关心希腊的独立战争。不是今天，可总有一天。保重。玛丽·班纳特。”

她写完了，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字不多，可该说的都说了。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封口，盖上那枚银印章。

窗外，海风把窗帘吹得飘起来。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远处有一艘船，很小，像一片叶子，在海上漂着。

夏日将尽。布莱顿的海风里添了一丝凉意，海浪声还是那样一声一声的，可听着不那么急了。

赫歇尔收到一封从伦敦寄来的信。他拆开，看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他走到伊丽莎白身边，把信递给她。伊丽莎白读完，抬起头。“家里有事。得回去了。”

赫歇尔和伊丽莎白匆匆收拾了行李，当天就离开了。马车驶出旅馆大门的时候，伊丽莎白掀开窗帘，朝玛丽挥了挥手。玛丽站在台阶上，也挥了挥手。马车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简没有走。不是不想走，是不能走。

医生来了，诊断了，说她有孕了。班纳特太太像一只忙碌的蜜蜂，在简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摸摸她的额头，一会儿拉着她的手，一会儿又去吩咐厨娘炖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