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重案队的崔工是下午两点十分到的。

他一手拎着自己那只银灰箱子，一手夹着三脚架。箱子搁上台之前，他先把台面的纸挪开，垫了块绒布。

“这位是重案队的崔工。”韩东升跟聂春亮引见，“干技术六年多，高坠现场出过五十来个。”

“哪有那么多。别给我加。”

“这些日子没见你，去哪忙了。”温则鸣说。

“看守所那案子。”崔工说。

“有结论了吗？”

“还没。”

崔工把绒布抖开又叠回去。

“别往下问了，那边的事我说不了。”

韩东升在本子上默默的记着。

“能说的就一样。”崔工说，“所长跟那两个值班民警停职那天我在场，到今天还停着。”

“那个小张呢？”

“调走了。”苏晓棠说。

“调哪儿了？”

“省厅政治部，下礼拜一报到。”

“这么急？那我这趟是接他的工作吧，后面不清楚的再说。”

“傅总队把电话打到你们队长那儿的。”韩东升说。

他没坐下，先去翻台上那一沓照片，翻到第六张停住了。

“尺子谁贴的。”

“我。”温则鸣说。

“尺搁在玻璃上，印子在玻璃底下那层塑料布上，”崔工把那张对着灯举起来，“隔着一层玻璃。放大出来，尺是尺，印子是印子。”

“这几张只能看，不能用。”

“原物在哪儿。”

“楼下物证室。”韩东升说，“早上跟盘一块儿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