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附了张师范校园的银杏照，背面写：“我很好，勿念。”

信退回，邮戳上盖着“查无此人”。

第二次，她托同学回乡打听，才知陈砚搬去了镇郊的农机站宿舍，地址早已变更。

她没再寄。

毕业那年，她留在省城一所小学任教。工资不高，但稳定。她租下城西一间十平米的阁楼，墙上贴满教案笔记，窗台摆着一盆绿萝——是她从校门口花摊上买的，五块钱，老板说好养，“插根枝就能活”。

她信了。

可那盆绿萝，三个月后枯死了。叶子发黄、卷边、簌簌掉进搪瓷盆里，像一场无声的溃败。

她把它倒进楼下垃圾桶，转身时，瞥见隔壁修车铺的伙计正蹲在地上，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仔细修剪一株野蔷薇的枯枝。

那蔷薇攀在砖墙缝里，根须钻进水泥裂缝，茎干虬结，却开出粉白相间的花。

她驻足看了很久。

后来，她开始在教案本空白处画田埂、画犁沟、画一双沾泥的布鞋。

没人知道。

连她自己，也不愿深想。

二〇〇三年冬，林晚接到电话。

母亲病危。

她连夜赶回。

老屋冷得像口棺材。

土灶熄了，水缸结了薄冰，窗纸破了，风从窟窿里钻进来，吹得煤油灯忽明忽暗。

母亲躺在里屋土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却死死攥着一张泛黄的纸——不是存折，不是药方，是一张手绘的田亩图。

歪斜的铅笔线，标着“东坡三分”“南洼二亩八”“西岭梯田五垄”，角落写着一行小字：“晚晚的嫁妆田，砚哥代管，收成归她。”

下面，是陈砚的签名。

墨迹浓重，力透纸背。

林晚手指发抖：“妈，这是……”

母亲喘着气，声音像砂纸磨木头：“你走后第二年……他把自留地卖了，凑钱买了这三十亩荒地。说……说等你回来，就翻好、肥好、整平好……让你挑日子，嫁进来。”

林晚喉咙堵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母亲闭上眼，手慢慢松开，那张纸飘落在炕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