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雪下得正紧。

林晚抓起外套冲进风雪里。

她没去卫生所，没去村委会，径直奔向村西。

雪埋了路，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棉鞋灌满雪水，脚趾冻得失去知觉。

远远地，她看见一点微光。

在荒地尽头，一座低矮的砖棚里，透出昏黄的光。

她扑过去，撞开门。

陈砚正伏在一张木桌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用铅笔在一本硬壳笔记本上画图。桌上摊着几份《中国农业科学》，页脚卷曲，密密麻麻批注着“有机肥配比”“轮作周期”“抗旱品种筛选”。

他听见动静，抬头。

胡子拉碴，眼下乌青，左耳戴着一只助听器——林晚愣住。

“耳朵？”她哑声问。

“去年秋收，脱粒机震的。”他合上本子，动作很慢，“没大事。”

林晚的目光落在他右手上——食指和中指少了半截，断口平整，像是被利刃齐根削去。

“手呢？”

“前年修灌溉渠，塌方。”他语气平淡，像在说今天吃了几碗饭，“医生说，还能握锄头。”

林晚忽然崩溃。

她扑上去，一把抱住他，脸埋在他沾着泥腥味的工装前襟里，浑身发抖，哭得不能自已。

陈砚僵了一瞬，然后，极其缓慢地，抬起那双残缺的手，环住她单薄的背。

没有言语。

只有煤油灯芯“噼啪”一声轻响，灯焰跳了跳，把两人交叠的影子，投在斑驳的砖墙上——那么大，那么实，仿佛从少年时起，就一直这样站着，从未分开。

母亲葬礼后，林晚没走。

她在老屋住了下来。

白天，她去小学代课——村里新修的校舍，只缺一名语文老师；晚上，她坐在灯下，一页页翻陈砚那些笔记。

原来，他真的在等。

等她教书育人，等她懂土地的语言，等她明白：有些情，不必说出口，它就长在犁沟里，结在稻穗上，渗在每一场春雨里。

她开始跟着他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