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驳壳枪从腰后摘下来，退出弹匣确认了一遍。八发。

毛瑟步枪的弹药袋里还有二十四发尖头弹。

窗外的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长沙冬天特有的那种湿冷。

苏晚把棉衣往身上裹了裹。

她的手指碰到了内衣暗兜的硬物——碎镜片，变形弹头，“枪擦干净”的纸条。三件东西贴着肋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谢长峥现在在哪？

他的腹腔粘连有没有做完手术？

这些问题从脑子里冒出来又被她摁下去。

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她把脑子清空，从头到尾把这五天里的每一个人、每一句话过了一遍。

刘先生。周主任。跟踪的人。动过弹匣的人。

全是军统的线。

军统的线全断了。

苏晚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敲了七八下，忽然停住。

她想起了一个人。

吴先生。

那个一个多月前，穿着半旧中山装，带着三张瑞典道林纸打印的参数表，出现在大别山营地里的瘦长男人。

他的证件上写的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也是军统。

但他不一样。

他来的时候，没有刘先生这种满口应承的油滑。他放下东西就走，干净利落，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留。

而且——他带来的那份参数表，用的正是和“镜”签收的同一种纸。

苏晚从口袋里摸出马奎给的铜片，翻过来看了一眼。

“活着”两个字在油灯底下泛着暗光。

她把铜片攥紧。

军统不是铁板一块。

刘先生是一条线。吴先生是另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