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后跟着另一个人，身形偏瘦，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他没有去和江济昆握手，只是在灵堂中间站了一会儿，微微低了低头，像是在默哀。他的目光从那两张黑白照片上移到江宇轩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移开了。他把手插进裤兜里，转身走了。

江宇轩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只记得那天来了很多人，又走了很多人。他抱着父母的遗像，站在灵堂前，手在发抖，但他没有哭。

出殡那天，天还下着雨。江宇轩穿着黑色的衣服，袖子太长，挽了两道。怀里抱着父母的遗像，相框很重，他的手臂在发抖。保镖在左右两边护着，但他没有让他们扶着。他自己走的。从灵堂到灵车的路只有一百多米，他走了很久。雨水打在遗像的玻璃面上，顺着边框往下淌。江宇轩看不清照片上父母的脸，被雨水模糊了。他没有停下来擦，因为没有手——两只手都抱着相框。他要走到灵车那里去，要把爸妈送上灵车，要送他们去墓地，要在那里看着他们下葬。

墓地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江佑光和陆婉欣合葬在一座新砌的墓碑下面，墓碑是黑色的，上面刻着金色的字。江宇轩站在墓前，雨水从头发上往下滴，滴在黑衣服上，洇开一片深色的印记。他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体两侧，两只手都在发抖，像秋天枝头将落未落的最后一片叶子。

江济昆站在他旁边，撑着一把黑色的伞。伞很大，遮住了孙子，自己的半边肩膀露在外面，淋湿了。他没有往旁边挪。周围站满了人，有人在哭，有人在叹气，有人低着头。

人群的最后一排，站着一个穿深棕色夹克的男人。他的金丝眼镜被雨水打湿了，他没有擦。他看着墓碑前那个七岁男孩的背影，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的皮鞋踩在湿泥里，每走一步都陷进去一下。他没有回头。

雨渐渐小了，但风没停。风吹过松柏，沙沙的，像有人在远处说着什么。

江宇轩一直站在那里，站到葬礼结束，站到所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和爷爷，和两个保镖，和一座新坟。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

他问：“爷爷，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江济昆蹲下来，和他平视。雨已经停了，天边裂开一道缝，一线光从云层后面漏出来，落在江宇轩的脸上。他的睫毛很长，挂着水珠，不是泪。江济昆伸出手，帮孙子抹了抹脸上的雨水。“他们不回来了。但他们一直在。在——”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这里。”

江宇轩没有哭。他低下头，看着怀里的遗像。相框的玻璃面上还有雨滴，一颗一颗的，圆圆的，亮亮的，像泪。他用袖子把那些雨滴擦了。然后他转身，朝山下走去。保镖跟在后面，江济昆拄着拐杖，落在最后。

那场车祸上了当地新闻，轰动了整个昌京市。电视上新闻也有播报，街头巷尾，写字楼的茶水间，超市的收银台前，人们都在议论。出租车的电台里，主持人的声音低沉，说“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意外”。江佑光和陆婉欣的名字被反复提起，有人说“这两个人真的很好，可惜了”，有人说“江氏集团以后怎么办，就剩一个七岁的孩子”，有人说“听说老太爷要重新出山了”。

江氏集团的员工说起这个，都是叹息。江佑光为人宽厚，从不仗势欺人，谁家有难处找他，他总是二话不说就帮。陆婉欣也是出了名的温柔，逢年过节亲手做了点心给员工送去。夫妻俩感情极好，出门总是手牵手，从没见他们红过脸。这么好的两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司机老周搓着粗糙的手，眼眶泛红：“江总每天早上提前二十分钟到公司，跟门口的保安打招呼，他还会问我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秘书小陈哽咽着说：“江总和陆经理感情特别好。每天中午陆经理给江总送自己做的便当，江总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吃完还把空饭盒举起来给她看，笑着说‘我夫人做的饭天下第一’。同事们看了都羡慕。有一次江总出差三天，陆经理把他三天要换的衣服搭配好，一件件标上日期贴在衣架上。”

保洁王阿姨在旁边抹眼泪：“陆经理每次路过保洁间都会进来坐坐，问我累不累，还给我带一些水果。江总也是，去年我儿子考上大学，他悄悄包了一个大红包，说是‘员工子女奖学金’。我儿子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江总自己掏的腰包。”

但在这些声音之外，还有一个没有被拍到的细节。事故调查结论公布的前一天晚上，那间窗帘紧闭的房间里又亮起了灯。红木桌上没有地图，没有信封，只有三杯茶。三杯茶都凉了，没有人喝。穿西装的那个男人说：“结束了。”戴眼镜的那个把金丝眼镜取下来，用绒布慢慢擦拭，说：“不，刚开了一个头。”第三个不在。他从始至终没有再来过。

戴眼镜的那个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睛看不太清楚表情。他端起凉透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窗外，昌京市的万家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城市正在沉入睡眠。

有些人却再也醒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