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她都在看着窗外。车过金竹山的时候，她看了一眼煤矿的方向。

矿区的烟囱还在冒白烟，烟柱在灰白的天空里几乎看不清楚，只有飘散开的边缘能看出一点轮廓。

运煤的卡车在路口排成长队，车斗里堆着湿漉漉的煤块，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子。她看了几秒钟就收回了目光。

她对煤矿没有好感——那些年邓老虎的矿上出了多少事，死了多少人，压了多少案子。

她儿子也是被邓老虎的儿子害的。现在煤矿还在冒烟，卡车还在运煤，但邓老虎已经不在了。

出金竹山之后，路变窄了，两边的山也高了起来，山体的阴影落在路面上，寒气从石壁缝隙里渗出来。肖大姐忽然开口：“程书记，我儿子……他会不会不认识我了？”

程立握着方向盘。这个问题他没法用“不会的”三个字打发掉。

一个母亲问出这句话，不是因为真的担心儿子不认识她，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一年多对她儿子做了什么。

她每个月去看他一次，隔着玻璃打电话，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旁边还有看守盯着。

她只能看到他的脸，看不到他整个人变成了什么样。她知道他在里面瘦了，瘦了多少她不知道。

她知道他在里面吃了苦，苦到什么程度她不知道。

“不会的。”他说，“他在里面一直知道你在外面等他。”

肖大姐没有再问了。

看守所的铁门是灰色的，门缝里长了一排矮小的蕨草，叶子已经枯黄卷曲了，缩在墙根的缝隙里，被风吹得瑟瑟发抖。

程立把车停在门口，熄了火，下车去办了手续。

他在登记表上签了字，工作人员核对了一遍材料，然后抬起头朝里面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在走廊里回荡了一下，带着一股空旷的回音。

“谢小为，出来。”

肖大姐站在门外的台阶上。

她的背挺得笔直，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攥着裤子侧边的那条缝线，手指微微收紧了又松开。她看着那扇门，没有动。

门开了。

谢小为走出来。他比程立上一回看到他的照片上的人瘦了很多，但比预想的要好——不是说状态好，是说他没有垮。

在那种地方待一年多，有的人出来的时候眼神是涣散的，走路是飘的，看什么都躲。

谢小为没有。他的眼神是有些迟滞的，但迟滞不是涣散——

迟滞是太久没有接触外界，需要一点时间重新适应；涣散是精神已经被摧毁了。谢小为属于前者。

他的颧骨比以前高了，下颌的线条比以前利落。脸色苍白，是那种长期不见阳光的苍白，嘴唇的颜色也很淡。

身上的衣服还是去年被抓的时候穿的那件，深蓝色的夹克，已经洗得发白了，袖口处有一小块浅色的痕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他走路的速度不算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像是一个长久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在重新适应空旷的地面之后，每一步都要确认地面还在。